一首Hotel California，影响了无数人的跨时代经典之作。老鹰乐队以过来人的视角回眸过往，用悠扬的琴声和渐显苍老的嗓音将他们眼中的嬉皮士时代向听众们娓娓道来。那是一代美国人的青春，是他们的理想和迷茫——来得热血澎湃，却又走得不甘而无奈。
然而提起嬉皮士，很多自诩“正统”的人联想到的是滥j、吸D、无业流民，是离家出走和犯Z活动，是美国战后“垮掉的一代人”。
嬉皮士运动，作为一项足以写进《美国简史》乃至《世界当代史》的时代标志运动如果仅仅简单地用几个词概括，必然有失偏颇。虽然那一代人怀揣热血与懵懂却最终走向歧途、自尝苦果，但其留给我们的一些精神遗产仍然值得尊敬。
1，迷茫、愤怒与极端
青年人可以视作一个国家的淋巴系统。如果一个国家遭受了不公或侵略，满腔热血他们冲在反抗的最前列。同样，如果这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或制度出现了一些问题，青年人也常常会做出最过激的反应，就如同人体出现了过敏、高烧、免疫性心脏病甚至是免疫风暴。
美国嬉皮士运动，就好比是美国的一次免疫风暴。
20世纪60年代，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差劲的时代。那时的美国工人可以用自己的工资养活一个五口之家，爵士乐在文化战场上与苏联芭蕾舞打的有来有回，科学成就日新月异，罗斯福老总统留下的基建红利尚未散去。
可是那时的美国，也开始走上一条错误的穷兵黩武和特务治国的危险道路。
对外，越战中美国使用橙剂、屠杀平民、制造强j案的行径令人唾弃；对内，倡导和平的马丁·路德·金和肯尼迪总统的被杀和黑豹党被武装剿灭点燃了坚信诚实、善良与法治的青年心中的怒火。
战后辉煌二十年成长起来的他们生活优渥，却因为缺乏足够的社会经验，选择了用一种近乎是杀敌八百、自损三千的反抗方式——逃避与虚无。
尽管被誉为嬉皮士运动之父，但嬉皮士运动的失败有很大一部分要归结到斯塔福德·比尔头上。毕竟，让一群人通过使用致幻剂和性解放来达成团结这种事情，怎么看都不靠谱。
值得一说的是，虽然致幻剂在当时属于新发明，但是x解放这种事情，在古今中外都曾多次现象级地出现过——从百家争鸣的春秋时期，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各个流派思想初入中国时；从文艺复兴的巴洛克时期到爵士乐兴盛的“黄金十年”。就好像每一次人们做出解放的尝试时，都想把腰间的贞操带一并砸碎。（但无论理论有多么正确、理性，人们尝到性病流行和遗传病高发的恶果后还是不得不给这解放的车轮适当刹一刹车。）
这样的路子，与日本青年的选择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一边是极度理想、和平的乌托邦之路，另一边是极度狂怒、暴力的恐怖主义之路。从中庸之道延伸出去的两个极端，似乎在某时某刻各自画了两个半圆，汇聚于一点之上。走极端，是一定要失败的，而且伤人伤己。
2，绽放于黑暗下的向阳花
美国霸权主义姿态自二战以来便日渐显现——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对于从小接受着生硬的“自由”“人权”教育（当时，“民主”一词尚属于苏联）的美国青年来说，美国政府简直是邪恶的存在。
由于对美国霸权主义姿态的不满，嬉皮士们开始探索与之相对的生活方式——有些人聚集起来，成立了公社，实现了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共享；有些人选择背包流浪，而其他嬉皮士也很乐意让这些流浪汉们留宿；有些人走上了音乐的道路，他们当中不乏ACDC、皇后、老鹰、恐怖海峡等具有时代意义的经典乐队，更有大批拥趸开创性地组织起了“音乐节”这一形式，并延续至今。
在美国传统社区文化的奠基下，聚集成公社的嬉皮士们很快取得了同伴的信任，并以近乎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生活，开荒、种田、生产手工业品和轻工业品并共享劳动收获。他们形成的组织在今天的美国仍然有少量保持——在纪录片《原始拓荒客》第三季中，一对拓荒夫妇就因为场地不足的原因造访了一个改良的共享农场：在人人参与劳动的同时，附近的小规模自耕农（或者说，拓荒客们）可以与其进行物物交换、有偿租赁等业务，他们也通过参加附近城镇的无公害农产展销会获得一些收入。
背包生活方式则对现代世界有更加深刻的影响。如今很多手头拮据的学生或打工人会选择以“做义工”或者说“以工换宿”的形式到远方穷游，而招募义工的民宿、会所或寺院也乐意接纳这些具备更丰富的专业技能和热情的年轻人。这同样是一种基于信任的互利双赢的模式。
没错，这些生活方式的基础是互信和接纳，它们也是嬉皮士文化的基础。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约翰·列侬的传世名曲《imagine》最能表现嬉皮士们互信和接纳的态度、对和平的渴望和天下大同的美好祈愿。
3，向阳花遇到橙剂
大规模喷洒的橙剂让越共游击队无处可藏，也让无辜的民众和己方士兵大受后遗症的困扰，更让美国在世界舆论场上备受攻讦。最后呢，美国拍拍屁股走人，给越南人留下一片焦土和三代人的苦难。
面对嬉皮士时，新上任的老布什总统采用的也近乎是一条橙剂一般粗犷和暴力的手段。
高压水枪、辣椒喷雾、震爆弹甚至是手铐和电击枪，大规模的嬉皮士运动被暴力破坏。再加上越战结束后缺乏有力的资金和舆论支持，部分嬉皮士们选择了回归家庭、回归城市，找份工作，老老实实当个社畜，不再过问政治。
而一些无家可回又没有其他嬉皮士接济的贫困嬉皮士，则成为了一些黑帮和犯罪组织发展的对象。这也是为什么一些人提起嬉皮士时，总会想到犯罪问题。其实说到底，嬉皮士运动的终结之所以会像被喷洒了橙剂的丛林一般快速枯萎，逃不开三个原因：
其一，缺乏统一的组织。全美的嬉皮士们虽说是在伍德·斯托克的精神感召下加入嬉皮士运动，但其组织模式就好比刺胞动物的神经系统，缺乏统一运作的能力，近乎各自为政。
其二，缺乏明确的思想纲领和路线。除了“要做不要打仗”等几个空泛的口号之外，根本没有系统的、完整的思想纲领和路线引导大家斗争的方法和方向。（这也是当代几乎所有白左抗议活动的通病）
其三，越来越多的犯罪活动以嬉皮士的名义进行，譬如臭名昭著的“曼森连环杀人案”。
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有了前两条缺陷，各种抗争活动就几乎不可能成功——即便成功了，也很快会从内部土崩瓦解——连犯其他错误的机会都没有。
嬉皮士运动在历史上几乎昙花一现，但它留给我们的文化瑰宝和惨痛教训却将影响几代人。我们在向当年那些怀揣梦想的单纯的年轻人致敬的同时也要铭记：正是这样的年轻人，如果缺乏正确的引导和教育，甚至被别有用心的人刻意利用，必然造成严重的后果——历史已经无数次映证了这一点。
嬉皮士声势浩大地蔓延全美随后又波及全球，却又如同沙漠上空的云一般快速消散。它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上文所述的种种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那些生长在帝国主义老巢的年轻人向我们展现出的对霸权的反抗的决心和对和平、友爱的渴望——他们让我们看到，我们一直提倡的“天下大同”，或者说他们所说的“We are the world（天下一家）”确有实现的可能，宛如天际线上的启明星。
